2019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攀登者》，第一次将观众带回了半个世纪前，将中国登山队两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历史故事搬上了大荧幕。其中女气象学家徐樱，身患肺水肿却依旧倔强地坚持登山播报气象，最终牺牲在珠峰北坳的一幕，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而这位女气象学家徐樱的原型，正是我国著名极地探险科学家，高登义先生。而他在协助我国登山队员登顶珠峰时所面临的险境，远比电影中更加复杂。
人物介绍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名誉主席高登义先生，1966年曾担任中国登山队登山气象预报组副组长，1975年担任中国科学院珠峰科学考察队大气科学组组长和中国登山队登山气象预报组副组长，先后组织和参加青藏高原、南极、北极和西太平洋等科学考察40余次，并且，他还是我国第一个完成地球三极科学考察的人，他长期从事高山、极地和海洋气象科学考察研究，开创了《山地环境气象学》新的研究领域，是一位十分受敬重的科学家。
一
从1921年开始，外国登山队多次尝试从北坡攀登珠峰，每次都遭到失败。人们称从北坡攀登珠峰为“死亡之旅”。1923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被《纽约时报》问到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留下这句传世名言的马洛里，转年便长眠于此。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登山不仅仅是登山运动本身，更是宣示主权、边界谈判的重要依据。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成立时间不足5年、队员平均年龄24岁的中国登山队，艰难地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的壮举。
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了全国。不久，拉萨、北京等地纷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国登山队创造的奇迹传遍了世界。1961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两国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
但这次壮举，因登顶时间是在凌晨4点，没能拍下照片，当时一些国家质疑中国人是否真的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
周恩来总理指示：一定要再次攀登珠峰。
二
1966年，年仅26岁的高登义接到一项绝密的科研任务：参加当年从北坡攀登珠峰的科学考察。
登山队的任务主要是为1967年正式登顶做好气象保障准备和运送给养物资到8100米营地。而刚刚从中国科技大学天气动力学专业毕业的高登义，他的任务，是研究和考察珠峰地区的天气特征。当时在国际上，山地环境气象学还是一个空白领域。
在这次行动中，高登义获得了另一个机缘，他受登山气象组邀请，担任气象预报组副组长，专门负责高空风的预报。
观测统计表明，体感温度低于零下30℃时，登山者就有冻伤的危险。高海拔地区风速很大的时候，大风会把人体热量带到空气中，使身体感觉到的气温比空气实际温度更低，这种感觉下的温度就是‘体感温度’，也是高登义进行预报的难点。
为捕捉珠峰7-9千米风的变化，高登义自制了四个预报工具。根据他的工具测定，1966年4月23日可能有一次冷空气带来大风。但毕竟初出茅庐，“这个大风大概有多大？维持多久？”面对组里抛出的一连串问题，他并没有把握提供确切数据。
在此之前，中国登山队只踏上过珠峰一次，没有留下多少历史气象资料，仅靠简易的工具，不到30岁的高登义回答不出。结果，大风没有被列入预报结论。
不久，22名向山上运送物资的登山队员如期出发了。登山队张俊岩副队长带队从7600米高处往上出发时，果真遇到大风，于是开始往下撤。然而在下撤时，又正好经过大风口，狂风犹如利刃一般呼啸而过， 4个人的登山包被吹到山崖下面，16个人的手指、脚趾都有不同程度冻伤。有人手指被截断了，有人脚趾被切掉了，还有的鼻尖没了。看到他们冻伤的手指脚趾被锯掉，高登义流泪了。
“我希望他们能批评我，因为这本是我负责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一位老同志甚至担心地问：“登顶任务能完成吗？”
三
这次沉痛教训之后，高登义注意到，在珠峰7500米左右的这个大风口附近，正好有一条狭窄的地形通道呈东西走向。每当有西风或西北风时，这里风速比相同高度的其他地方快1倍至2倍，登山者往往在这里被冻伤或坠入谷底。他怀疑这就是所谓的“狭管效应”。
“狭管效应”是指流体在运动过程中，因通道突然变窄而产生加速流动现象。高登义顶着缺氧带来的头疼和大脑退钝，将自己的推断写成一篇5000字的论文，科考队长刘东生看到后批示“文章写得很好请全队参阅”，并把这篇文章推荐到报上发表。
两个月之后，正式登顶运送给养的行动顺利完成了。高登义对珠峰的天气状况也有了初步认识。回到北京后他在珠峰进行气象资料收集的笔记，引起气象学家陶诗言的重视，他鼓励高登义将其写成“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条件”文章，并要高登义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珠峰山地特殊气候的规律。这成为高登义后来创立山地环境气象学的起始之点。
当时有登山队员反映，他们登山时，常常感觉到下午的风比上午大，但是没有理论依据。于是高登义把青藏高原上的地面气象资料拿来分析，结果发现，青藏高原上的地面风速，随着海拔高度增加，下午的风速越来越比上午的地面风速大。在珠峰8000米高度，地面风速下午比上午要大约6级，也就是说，如果早晨起来没风，下午就会有6级风。
发现这一规律的高登义马上给登山队提出一个‘早出发、早宿营’的行军规律。队员登山早晨4点出发，下午4点必须停下来。后来这个规律被登山界广泛采纳了。然而，原定于1967年正式登顶珠峰的计划，却因为种种原因，被一拖再拖，直到彻底停止。
四
1975年春天，中国科学院再次派出珠穆朗玛峰登山科学考察队，与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配合，进行大气科学、地质学和高山生理学的综合科学考察，并测绘珠穆朗玛峰的精确高程。这一次，高登义在担任大气科学组组长的同时，还任登山气象预报组副组长，并身兼科考队学术秘书，与登山队联系。
关于这次登顶，高登义所在的气象组预报有两个好天气时段：一个是4月下旬，一个是5月中旬。登山队按照预报，把登山主力队员分成两部分，准备分别利用4月下旬和5月中旬的好天气登顶。这样一来，如果第一小组失利。第二小组在5月中旬还可以再作尝试。
可是4月18日这天，后方发来电报，说是根据某单位预报，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月7日以后没有好天，登山队务必于5月7日以前完成登顶任务。这让高登义十分困惑，他马上翻阅1970年前整整90年的历史资料，发现珠峰的雨季从未在5月上旬出现过，可是不同意也要同意，因为这是命令。不顾气象组同志的反对，登山队把已经分开的两组主力又集中到一起，组成一个突击队。5月2日这天清早，国旗和觇标被交到突击队长邬宗岳手上。大本营鞭炮齐鸣，欢送登山队员出发。可就在这时出了一件事。这一放鞭炮，把牦牛惊吓了。大本营有几十头拉东西的牦牛全都惊得乱跑。大本营中间有个主旗杆是4根钢丝拉起来的，10米高。牦牛一跑一冲把钢丝撞断主旗杆倒了。这主旗杆，就立在气象组营地旁边。————几个小时后，队长邬宗岳，出事了。
在突击队从8100米往8600米走的时候，当时负责拍摄的邬宗岳感觉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便对队员说“你们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拍你们”，就把结组绳解开了。按规定，8000米以上是不许解结组绳的。但时间紧迫，5月7日要完成登顶任务，其余队员只好继续向前行进。
可是到了晚上，邬队长却一直没有跟上来。大家把电筒打出来，给他照路，后来还把羽绒背心烧了给他指路。可是一个晚上邬队长都没上来。第二天早晨史占春队长下命令：返回去找。在8200米左右的地方，队员发现了邬宗岳的摄像机和登山包，整整齐齐地放在悬崖边上，旁边有一个滑坠的痕迹。
队长下落不明，队员们的处境同样险峻，这次登顶的实际天气状况，与上级的指示正好相反。从5月3日开始。大风一直刮到5月7日下午，突击队仍然在8600米高度受阻。大本营立刻根据山上队员的身体状况，重新任命了一位突击队长，命令他们5月8日赶紧往上冲。5月8日确实风非常小，可是他们冲不了。因为邬宗岳队长没找着，登顶路线图在他手上。
当时找不到路线，又有高山反应，而且山上什么吃的都没有了，队员冲锋了两天也没能上去。时间拖得太长，5月10日，登山队不得不在小风的好天气回撤到大本营。
邬宗岳队长仍然下落不明，大家心情都很不好，那个时候离雨季已经很近了。
所有人都在担心，现在没有登上去，以后还有没有好天气呢？
登山队下撤后，高登义开始静下心来分析高空风历史资料，和登山气象预报组李忠等认真分析，并每天在绒布河谷施放6至8次无线电探空气球。王富洲、许竞也安慰登山气象组：“你们预报得还可以，是不是再好好预报一次？”
终于，高登义带领的气象组在反复观测计算后，发出了一次能够决定所有登山队员命运的重要预报：5月25日至29日还有一次小风好天，可以登顶！
正是根据这次预报，1975年5月27日下午2点30分，中国登山队成功登上珠峰，并拍下了登顶的照片，从此完全得到国际登山界的认可。1975年7月23日，中国骄傲地向世界宣布：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13米。这一精确数据，立即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各国的承认，很快成为世界地图和教科书上的权威数据。
而这次登顶，也改变了高登义的一生：
“1966年，我刚去的时候很年轻，仅仅26岁，朦朦胧胧当中，我认为征服大自然是可以的。但是后来，我去了8次珠峰地区，特别是1975年以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珠穆朗玛峰的气候有自身固有的规律，我们只有认识它越深刻，才能利用得越好。”
